唐德宗一
唐德宗一 (第2/2页)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，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，役既重派于民，而作辍犹无定也。至成化中，而朱都御史英者，又为一条鞭之法，于夏秋税粮之外，取滥派之杂徭，编于正供，箕敛益精，而漏卮愈溃。
迨乎兵兴用棘，则就条鞭之中，裁减以输京边，而地方之经费不给，又取之民，而莫能禁制。英且以法简易从，居德于天下，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！
夫立法之简者，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，与国计之必畜，早有以会其总于上；而瓜分缕别，举有司之所待用者，统受于司农；以天下之富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，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，则简之道得矣。
政已敝，民已疲，乃取非常之法，不恤其本，而横互以立制。其定也，乃以乱也；其简也，乃以繁也；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，奚取于简哉？杨炎以病民而利国，朱英以利民而害民，后之效之者，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，简其可易言乎？炎不足诛，君子甚为英惜焉。
五
言治道者讳言财利，斥刘晏为小人。晏之不得为君子也自有在，以理财而斥之，则倨骄浮薄之言，非君子之正论也。夫所恶于聚财者，以其殃民也。
使国无恒畜，而事起仓卒，危亡待命，不能坐受其毙，抑必横取无艺以迫民于死，其殃民又孰甚焉？故所恶于聚财之臣者，唯其殃民也，如不殃民而能应变以济国用，民无横取无艺之苦，讵非为功于天下哉？
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，非宇文融、王鉷、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，察诸道之丰凶，丰则贵，凶则贱粜，使自有余息以供国，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，其所取盈者，奸商豪民之居赢，与墨吏之妄滥而已。
仁民也，非以殃民也。榷盐之利，得之奸商，非得之食盐之民也；漕运之羡，得之徒劳之费，非得之输輓之民也。上不在官，下不在民，晏乃居中而使租、庸不加，军食以足。晏死两午，而括富商、增税钱、减陌钱、税闲架，重剥余民之政兴，晏为小人，则彼且为君子乎？
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，而晏体国安民之心，不可没矣。兵兴以来，户不过二百万，晏任财赋之季年，增户百万，非晏所统者不增，夫岂晏有术以饵之，使邻民以归己邪？户口之耗，非果尽死亡也。
贪汙之吏，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，猾胥持权，以私利为登耗，民不任其诛求，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，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，偷窳之守令，亦以户少易征，免于催科不足之罚，而善匿者长了孙，据阡陌，征徭不及，以为法外之民，其著籍而重受荼毒，皆穷乡愿朴者尔。
户日耗，赋必日增，仅存之土著，日毙于杖笔凶系之下，此其所以增者百一、而减者十三也。晏唯通有无、收监利、清輓兑、以给军用，而常赋有经以不滥；且所任以理租、庸者，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，而吏不得以持权。
则彼民也，既优游于奉公之不扰，自不乐受猾胥之胁索，抑安居晏寝，无漏逃受戮之隐忧，有田而租，有口而庸、调，何惮而不为版籍之良民，以康乃身心邪？
然则非晏所统而户不增者，非不增也，增于吏而不增于国也。晏得其乐于附籍之本情，以杜奸胥之诡，使乐输者无中侵之伤，故民心得而户口实，仁人君子所以体民而生聚者，亦此而已。
岂乞灵于造物而使无夭札，遥呼于胡、越而使受戎索哉？然则晏之于财赋，君子之用心也，不可以他行之瑕责之也。
六
无利于国，无補于民，听奸人之挟持，为立法禁，以驱役天下而桎梏之，是谓稗政。能知此者，可与定国家之大计矣。
刘晏庀军国之用，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，而以榷盐为主。盐之为利，其来旧矣。而法愈繁则财愈绌，民愈苦于淡食，私贩者遂为乱阶，无他，听奸商之邪说，以擅利于己，而众害丛集矣。
官榷之，不能官卖之也；官卖之，而有抑配、有比较、有增价、有解耗，殃民已亟，则私贩虽死而不惩。必也，官于出盐之乡，收积以鬻于商，而商之奸不雠矣。
统此食盐之地，统此岁办之盐，期于官无留盐、商无守支、民无缺乏，踊贵而止耳。官总而计之，自竃丁牢盆薪刍粮值之外，计所得者若干，足以裕国用而止耳。一入商人之舟车，其之东之西，或贵或贱，可勿问也。
而奸商乃胁官以限地界。地界限，则奸商可以唯意低昂，居盈待乏，而过索于民。民苦其贵，而破界以市于他境，官抑受商之饵，为之禁制，徽纆日累于廷，掠夺日喧于野，民乃激而走挺，于是结旅操兵，相抗相杀，而盗贼以起。元末泰州之祸，亦孔烈矣。
若此者，于国无锱铢之利，君与有司受奸商之羁豢，以毒民而激之乱，制法之愚，莫甚于此，而相沿不革，何也？朝廷欲盐之速雠，不得其术，而墨吏贪奸商之贿，为施网罟，以恣其射利之垄断，民穷国乱，皆所弗恤也。
晏知之矣，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，则商既不病；一委之商，而任其所往，商亦未尝无利也。相所缺而趋之，捷者获焉，钝者自咎其拙，莫能怨也。
而私贩之刑不设，争盗抑无缘以起。其在民也，此方挟乏以增价，而彼已至，又唯恐其雠之不先，则踊贵之害亦除。守此以行，虽百王不能易也。
晏决策行之，而后世犹限地界以徇奸商，不亦愚乎？持其大纲，疏其节目，为政之上术也。
统此一王之天下，官有煑海之饶，民获流通之利，片言而决耳，善持大计者，岂有不测之术哉？得其要而奸不能欺，千载莫察焉，亦可欢已！
七
德宗不许李惟岳之嗣位而乱起，延及数年，身几危，国几亡，天下鼎沸，是岂可谓德宗之宜听其嗣，使假我之爵位，据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？而不许之，则又兵连祸结而不解。
论者至此而议已穷，谓不先其本，而急图其末，是已。顾处此迫不及待之势，许不许两言而判，徒追咎于既往，而无以应仓卒，是亦尘羹土之言耳。
粤自田承嗣等势穷而降，罪可诛，功无可录，授以土地甲兵者，仆固怀恩奸矫上命而擅予之也。起家无赖之健儿，为贼已蹙，偷窃土坏，乃欲效古诸侯之世及，延其福祚，其愚而狂以自取灭亡也，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。
宝臣先死，惟岳首为难端，闇弱无能，而张孝忠、王武俊又与离心而伏戈相拟，则首抑之以惩李正已、田悦、梁崇义于未发也，诚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。不许，而四凶表里以佐乱，痈之必溃，养之奚可哉？
曾未逾年，而田悦大衄，李纳势蹙，惟岳之首县于北阙，天下亦且定矣。悦与纳株守一军，无难坐待其毙。然则惟岳之叛，不足以为唐社稷病，而德宗之不许，事虽劳而固有功矣。天下复乱，固非不许惟岳之所致也。
謂杀刘晏而群叛怀疑以竞起者，非也；晏自不当杀耳，不杀晏，而河北能戢志以听命乎，谁其信之？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固反，不杀刘晏而河北固叛，贼指为名以激众怨耳，实则了不相及之势也。
抑欲天子不敢杀一人，以媚天下而取容乎？惟岳既诛，成德已平，而处置朱滔、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乱，则诚过已。虽然，滔、武俊之志，犹之乎承嗣、宝臣也，平一贼而进一贼，又岂易言哉？呜呼！盖至是而所以处此者诚难，论者设身处此，又将何以处之与？
且德宗之初政，犹励精以求治，卢杞初升，其奸未逞，固本治内，即不逮汉光武、唐太宗之威德，亦可无咎于天下。以此言之，癰久必溃，河壅必决，代宗以来，养成大患，授之德宗，诚有无可如何者。固非天数之必然，亦人事渐渍之下游成乎难挽，岂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？
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乱而反益乱者，则有在焉。当时所冒昧狂逞以思乱者数人耳，又皆纨袴子弟与夫偏裨小将无能为者也。若环海内外，戴九叶天子以不忘，且英明之誉，早播于远近，贼之宗党，如田庭玠、邵真、谷从政、李洧、田昂、刘怦，下至幽、燕数万之众，无欲叛者。
德宗诚知天下之不足深忧，则群逆之党，固可静待其消。而德宗不能也，周视天下，自朝廷以至于四方，无一非可疑者。
树欲静而撼之，波欲澄而抇之，疥癣在四末，而鍼石施于膏肓，可谈笑以收功，必震惊以召侮，愈疑愈起，愈起愈疑，乃至空腹心之卫，以争胜于东方，忧已深，虑已亟，祸愈速而败愈烈，梁州之奔，斯致之有繇，而非无妄之灾矣。
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，代宗积坏之下游也，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。事穷而变，变则有通之几焉。田承嗣、李宝臣、李正己、朱希彩之毒，大溃而且竭矣，其溃也，正其所以痊也。
呜呼！能知苟安之必为后患，祸发之可待消亡，守顺逆之经，居高乘权，因穷变通久之时，无震动悚之惑，而后天下静于一人之心。
一发不效，惴惴焉迫为改图，载鬼一车，而孤张不说，庸人之识量，所为自贻伊慼者，唯此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