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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献帝一

汉献帝一 (第1/2页)


  
  有诡谲鸷悍之才,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,其灭亡必速。故王莽、董卓、李密、朱泚俱不旋踵而殄。又其下者,则为张角、黄巢、方腊之妄,以自歼而已矣。
  
  其得大位,虽夺虽僭,而犹可以为数十年人民之天下之祸乱为己任;君长,传之子孙,无道而后亡;则必其始起也,未尝有窥窃神器之心,而奋志戮力以一至于功立威震,上无驾驭之主,然后萌不轨之心,以不终其臣节而猎大宝,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,未有或爽者也。
  
  关东之起兵以诛董卓也,自袁绍始。绍之抗卓也,曰:“天下健者,岂惟董公?”其志可知已。及其集山东之兵,声震天下,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,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,速进而扑之,卓其能稽天讨乎?
  
  乃诸州郡之长,连屯于河内、酸枣,踌躇而不进。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;袁绍与术,始志锐不可当,而犹然栖迟若此,无他,早怀觊觎之志,内顾卓而外疑群公,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。
  
  于斯时也,蹶起以与卓争死生,曹操、孙坚而已。操曰:“董卓未亡之时,一战而天下定。”使一战而天下定,操其能独有天下乎?既败于荥阳,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,失天下望,而邈等不用,操乃还军。
  
  当斯时,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。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,因后事而归恶焉尔。孙坚之始起,斩许生而功已著,参张温之军事,讨边章而名已立,非不可杰立而称雄也;奋起诛卓,先群帅而进屯阳人,卓惮之而与和亲,乃曰:“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,吾死不瞑目。”独以孤军进至雒阳,埽除宗庙,修塞诸陵,不自居功,而还军鲁阳。当斯时也,可不谓皎然于青天白日之下而无惭乎?
  
  故天下皆举兵向卓,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,坚而已矣。其次则操而已矣。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?
  
  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,非绍、术挟奸心以养寇,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。故他日者,三分天下,而操得其一,坚得其一,坚之子孙且后操而亡;坚之正,犹愈于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。
  
  故天下非可以一念兴而疾思弋获者也。汉高之入关中,思亡秦而王关中耳,项羽弑义帝,而后有一天下之心。刱业之永,天所佑也。
  
  董卓死,李、郭乱,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,袁术窃,刘表僭,献帝莫能驭,而后曹操之篡志生。曹操挟天子,夷袁绍,降刘琮,而后孙权之割据定。是操之攘汉,袁绍贻之;坚之子孙僭号于江南,曹操贻之也。
  
  谓操与坚怀代汉之心于起兵诛卓之日,论者已甚之说;岂谅人情、揆天理、知兴废成败之定数者乎?以诡谲之智、鸷悍之勇,乘间抵巇,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,妄人之尤者尔,而何足以临臣民、贻子孙邪?
  
  孟子曰:“五霸,假之也。”假之云者,非己所诚有,假借古人之名义、信以为道之谓,非心不然而故窃其迹也。无其学,无其德,则假矣。名与义生于乍然之心者,固非伪也。王莽之于周公,张角之于老耼,不可谓之假也。
  
  当曹操不受骁骑校尉之职,东归合众,进战荥阳,而孙坚起兵长沙,进屯鲁阳,拒卓和亲之日,而坐以窥窃神器之罪,则张角、黄巢、方腊可以创业贻子孙,而安禄山、朱泚、苗傅、刘正彦尤优为之矣。诛非其罪而徒以长奸,深文之害世教,烈矣哉!
  
  二
  
  蔡邕之愚,不亡身而不止。愚而寡所言动者,困穷而止;愚而欲与人家国神人之大,则人怒神恫而必杀其躯。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臺,此何时也?帝后弑,天子废,大臣诛夷,劫帝而迁,宗庙烧,陵寝发,人民骈死于原野,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,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,从容而自衒其学术,何其愚也!
  
  而不但愚也。汉之宗社岌岌矣,诸庙之血食将斩矣。夫苟痛其血食之将斩,讳先祖之恶而扬其美,以昭积功累仁之允为元后也,犹恐虚名之无补。
  
  乃亟取和帝之凉德不足称宗者而播扬之,是使奸雄得据名以追咎曰: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,而汉亡宜矣。此则人怨神恫,陷大恶而不逭者也。
  
  以情理推之,邕岂但愚而已哉?邕之髠钳而亡命,灵帝使之然也。四帝可宗,则灵帝亦可宗矣。邕盖欲修怨于灵帝,而豫窒其称宗之路,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,王允诛之,不亦宜乎。
  
  董卓曰:“为当且尔,刘氏种不足复遗。”邕固曰“刘氏之祖考不足复尊”。其情一也。故曰:邕非但愚也。虽然,神其可欺、神其可恫乎?则亦愚而已矣。
  
  三
  
  韩馥、袁绍奉刘虞为主,是项羽立怀王心、唐高祖立越王侑之术也;虞秉正而明于计,岂徇之哉?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废灵帝,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,合肥以免。刘虞之贤必不受,操知之矣。
  
  故但自伸西向之志,而不待为虞计。于是而知操之视绍,其优劣相去之远也。操非果忠于主者,而名义所在,昭然系天下之从违,固不敢犯也。未有犯天下之公义,而可以屈群雄动众庶者也。
  
  或曰:馥、绍之议,亦恶乎非义哉?春秋之法,君弑而为弑君者所立,则正其为篡。梁冀弑质帝而桓立,董卓弑弘农王而献立,献不正乎其为君,则关东诸将欲不奉献为主而立虞,恶乎不可?
  
  曰:执春秋之法以议桓帝之不正其始,得矣。帝方以列侯求婚于梁氏,趋国门而承其隙,未尝无觊觎之心焉,则与与闻乎弑者同乎贼;使有仗大义以诛冀者,桓帝服罪而废焉,宜也。
  
  且顺、桓之际,汉方无事,而不亟于求君也。若献帝之立,年方九岁,何进之难,徒步郊野,汉不可一日而无君,帝自以明了动卓之钦仰,弘农废,扳己以立,未能誓死以固辞,幼而不审,无大臣以匡之,而卓之凶燄,且固曰:“刘氏种不复留。”
  
  则舍己以延一线之祀,是亦义也,而况其在幼冲乎!袁绍迁董卓之怨以怒帝,其为悖逆也明甚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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