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汉代的思政

第十一章汉代的思政 (第1/2页)

春风习习，天气转暖。
　　
　　早晨，山院内一改往日之宁静，随王宏游学的十来名士子已在院中等候，其中便有包含张虞、郦嵩二人。
　　
　　“入堂！”
　　
　　在侍从的呼喊声中，院中张虞与十来名士子于阶下脱下鞋履，背负书囊，在廊间趋步而行。
　　
　　“张虞！”
　　
　　温劭快步上前，用自己的肩膀从背后故意撞了下张虞。趁着张虞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又快步从旁经过，而后瞪了眼张虞。
　　
　　看了眼温劭的背影，张虞眉头微皱。这些日子不见温劭，张虞差点都忘记了有这号人。
　　
　　“济安！”
　　
　　郦嵩说道：“我听外人言，温劭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市井之事，怕温劭不会忘记，今后当会寻机报复！”
　　
　　张虞盯着温劭的背影，冷声说道：“膏粱子弟！”
　　
　　“走，长文公要到了！”
　　
　　听见王宏的沉重脚步，张虞与郦嵩趋步入堂。
　　
　　因来得有些晚，张虞与郦嵩选择左边二排两个临近的位子，并将书囊里的笔、墨、刻刀平整地摆放在桌子上。
　　
　　“长文公到！”
　　
　　“仆等拜见先生，愿先生体安！”
　　
　　十来名士子齐刷刷起身，向高位上的王宏问好。
　　
　　“坐！”
　　
　　王宏捋了捋髯须，招手示意众人坐下。
　　
　　“诺！”
　　
　　张虞调整了下支蹱，而后跪坐在蒲席上。
　　
　　支蹱者，形如T状，其用途是在跪坐时，将椭圆形面垫在屁股下方，底部置于双脚之间，如此可令脚跟免于受压，便于长期跪坐。
　　
　　任何人跪坐长久，腿脚都会不便，故支蹱的发明，让跪坐成为方便之事。同样因有使用支蹱的习惯，交椅也能轻易被汉人士子接受。
　　
　　王宏象征性的摊开一卷竹简，沉声说道：“孔子曰：‘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’故治经，需以《春秋》《孝经》为先，二经中需以《经》为先！”
　　
　　“为何以《孝经》为先？”
　　
　　因早已治《孝经》多年，王宏几乎可以不看任何内容，继续说道：“曾子侍孔子时，子曰：‘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。汝知之乎？’曾子避席而不能答。”
　　
　　“子示疑曰：‘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’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……”
　　
　　张虞侧耳倾听王宏所讲述的内容，不得不说王宏对《孝经》理解造诣非常高深，不仅能引经据典，还能针对汉代宣传的忠孝思想进行解释。
　　
　　如汉代为构造自己统治秩序时，非常巧妙的利用孝与忠的捆绑，而修《孝经》的王氏显然是为此提供理论依据。
　　
　　孝如何能与忠挂钩？
　　
　　其理由非常简单，你的一切由父母所给予，故你需要回报父母。
　　
　　那如何回报父母呢？
　　
　　读书进仕，光祖耀宗，属于进孝的最终目标。
　　
　　故人应先孝顺父母，而后为国君效力，以达到建功立业这一目标。
　　
　　如何为国君效力，《王氏经》同样给了一种解释。
　　
　　你用爱孝顺母亲，用尊敬以待君主，那么你需要用爱与敬侍奉父亲。
　　
　　为何要尊敬君主？
　　
　　因为你尊重并顺从上级，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，这样才能不让你父母蒙羞，才能如常祭祀祖先。
　　
　　随着王宏讲解的深入，张虞已是明白汉代修经的部分意义。修经除了教授知识、谋略外，还有利用孝与忠的捆绑，构造政治理论思想，宣扬效忠国家的意义，确立君臣与父子的关系，并维护大汉统治的合法性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东汉时期的儒学思想，与明清时期的愚忠理念不同。因忠从孝衍生而出，故孝在国之前，如此思维模式下的士人，他们很多时候为选择自己家族利益，或是说以孝顺父母为先。
　　
　　两汉时期，为父母报仇而杀人者，不受惩罚之现象，可以变向说明孝优先于忠。
　　
　　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正是因东汉社会以孝忠为价值观，也才有诞生出这么多士族、豪强。
　　
　　西晋王朝为何被人调侃为以孝治国，而非以忠孝之国？
　　
　　其原因不难理解，西晋从根本上打破了两汉长期所构造出来的孝—忠价值观体系。
　　
　　当忠不能作为价值体系宣传时，孝则被西晋格外看重。如此之下，伴随着政治环境恶劣，则为门阀士族的强大提供了土壤。
　　
　　王宏侃侃而谈，张虞在下认真记录着笔记，并在关键处做上标记。相比当下士人，他因有后世的思想熏陶，很难接受忠孝价值理念，故更多是抱着学习的心态。
　　
　　倾听之同时，张虞不禁联想到了王允的所作所为。或许因从小研学《孝经》，王允的灵魂深处被印上深刻的忠孝之道，能为东汉效力至死。
　　
　　同样，即便有诸侯王复辟汉室，或许对王允而言，这是属于为臣乱上，非汉室之正统。
　　
　　不知王宏讲了多久，嗓子甚是干涩，端起案几上的水樽，轻抿了几口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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